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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365放假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9-06 08:58:38

王太元认为,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以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与户口脱钩。

在王太元看来,强迫各种社会管理制度与户口制度脱钩,将迫使在户口制度掩护下的这些制度直接在各自领域改革。减少集中式跨部门、跨地域的决策,让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分别进行改革,不仅阻力小、见效快,而且覆盖面广。

然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却认为,只要存在各类公共产品方面“补贴”的落差,就会有门槛,将户籍这个大门槛取消了,其他部门仍会花更大的成本造出更多小门槛来。“弱化乃至最终消灭户籍制度的关键,就在于尽快缩小不同城市间和城乡间的经济落差,促进人口的均质化。”

最终,鉴于户籍所牵连到的其他领域和各地情况的差异,王太元、赵燕菁都认为应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放权于地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在一本名为《憎恨韩流》的漫画书中,一名日本妙龄少女宣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打造了今日韩国!”书中还借助漫画人物的口说,“韩国文化没有一星半点值得自豪的地方。”

在另一本书名为《中国介绍》的漫画中,以日本女人为原型的漫画人物说,“看看当今中国,它的道德、思想、文学、艺术、科学、研究。没有一样吸引人。”

就是这么两本丑化邻国、煽动对抗的漫画书,最近4个月成了日本书市的畅销书。《纽约时报》记者大西哲光对此深入调查后发现,这类漫画书一定程度反映出日本与亚洲邻国持续恶化的关系。这篇报道19日刊登在该报网站上。

西尾干二是《憎恨韩流》漫画书中其中一章的执笔者。西尾是一名德国文学研究者,但他更享有“盛名”的一个身份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名誉会长。该编撰会近几年推出一系列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中学教科书。

西尾强烈推崇日本明治时期的哲学家福泽谕吉,后者是日本“脱亚入欧”的最有力鼓吹者。西尾认为,日本如今所处状况与福泽谕吉1885年提出“脱亚”理论时没什么变化,因为邻国(中、韩)“仍旧那么落后”。

西尾对前来采访的《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社长大西哲光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点没有发展起来。他们没有变化,我奇怪为什么中国与韩国什么都没学到”。

西尾说,日本应该与中国、韩国分离开,如同福泽鼓吹的那样。“现在我们还不能忽视韩国与中国……,从经济层面来说,这很难,但从我们内心来说,我们应该在精神上持有这种态度。”

大西哲光认为,自从2002年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以来,韩国作为日本的挑战者,在各个领域都展露峥嵘。同时,以韩国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韩国文化“韩流”,也对日本大众文化的出口带来不小冲击。“韩流”尽管受到不少日本女性追捧,但也在日本社会的另一面掀起反对“韩流”浪潮。

《憎恨韩流》就在这么一种背景下出笼。名为山野车轮的一名日本年轻漫画家一开始在个人网站上发表这部作品,后来由“晋游舍”出版社结集出版。一上市,这本漫画书就创下36万册以上销量。出版此书的编辑之一山中进(音译)说,他们没有想到会创下这么大销量,“当我们揭开盖子时,才发现这么多人有着类似的(反韩)想法。”

《中国介绍》一书更是歪曲历史的集大成者。这本书一笔抹杀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甚至把推行细菌战的731部队美化成抗击中国的日本军人“保护神”。书中还“请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指责中国说,“我听说日本暴发的大部分流行病很大程度来自中国”。

这些漫画书还无不例外交织着对亚洲国家的优越感与对欧美国家的自卑感。漫画中日本主人公一般都是大大的眼睛,金黄的头发和白人脸型,而韩国人则被描绘成黑头发、小眼睛以及典型亚洲人脸型。

“日本人必须比敌人长得漂亮,”一名作者这么解释说。这在描绘日俄战争的漫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场发生在上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日本战胜了沙皇俄国。于是,出现在日本漫画家的笔下,日本士兵比俄国人还高大,脸型比他们的白人敌人更像欧洲人。

令《纽约时报》记者吃惊的是,这样两本充满鄙视,煽动仇恨的漫画,几乎没有遭到公众、知识分子或者主流媒体的批评。相反,日本最保守的《产经新闻》还赞美《憎恨韩流》一书“极其理性,没有失去平衡感”。

日本一桥大学历史学者吉田裕分析说,随着民族主义者与复古主义者开始掌控日本公共舆论,个别要求诚实对待历史的声音被压制下去。

“缺少自信,所以他们需要编造故事治疗,”吉田说,“即便我们指出故事不符合事实,他们照样无动于衷。”(完)(新华社特稿作者武勇)

郭树清是在一个值得大家关注和期许的时候就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前任请辞震动全国、建行

郭树清也是在一个充满悬疑的时机走到中国金融改革最前沿的:改革能否成功?上市能否实现?……

建行在港上市,喝彩声中,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定价是否合理?引进战略投资者值不值得?国有资产流失没有?……

“疑问是件好事反映了人们对金融改革的关心!”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履历,培养了郭树清稳健、严谨和勇于面对的风格。“这样,人们可以有机会了解更多建行上市的幕后新闻。”

坐在建行总部22楼郭树清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谈话从人们的一个个质疑开始。

质疑一:建行上市的超额认购那么多,说明这样的价格卖便宜了。定价时,建行充分考虑巨大的网络、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了吗?

记者:金融界称,建行上市是全球资本市场近年来最成功的一次公开发行,但也有人反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树清:最新情况是,经过一段平稳运行之后,我们的股价开始上升,价值约12亿美元的超额配售成功实现,总的筹资额达715.8亿港元。每股的市净率为1.96倍,市盈率为14.7倍,达到甚至超过一些国际最先进银行的即时交易价水平。

建行上市后交投活跃,但绝大多数交易围绕着发行价,没有暴涨暴跌。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们怎么能对市场估计得这么准确呢?我开玩笑说,我们使用了每秒100亿次的计算机。天时、地利、人和,多种条件汇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个结果。

有人说,我们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价格超过汇丰银行、美国银行没有道理。确实,在经营管理水平和运行机制方面,我们与国际一流银行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是不利因素。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潜力世所罕见,我们银行业的增长前景胜过外国同行,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和我们已采取的行动都给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我们定价的有利因素。只要把两类溢价因素都考虑清楚,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郭树清:这次建行股票的香港公开认购超过40倍,国际机构超过9倍,市场反映热烈,但远不是最高水平。我们提过两次价格,投机的空间已经很小,不可能像某些朋友想象的那样,提到只剩一倍多认购的程度,那样就很可能流盘、失败。

资本市场的规律是,当大家认为你定价较合理时,可能有许多人来下订单;如果认为你不合理,可能连一倍都保证不了。

至于建行的无形资产,当然不会遗漏。招股说明书修改几十次,路演会见了几百家机构,还有几十家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的专业分析师各自独立写出研究报告,可以说把我们每项长处和短处都翻腾了许多遍。我们不可能也不打算改变所有人的看法,但必须保证让投资者看到一个完整的客观的图景,怎么评估、怎么判断是每个参与者自己的事情。就这一点而言,我感到十分满意。

质疑二:对美国银行来说,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卖得太便宜了。建行在国内拥有网点1.4万家,在中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为12%,花20多亿美元就堂而皇之的进来,等于让美国银行坐享红利。

记者:美国银行和淡马锡这两个战略投资者入股建行时的价格都明显低于公开发行的水平,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占了我们的便宜,或者说我们把建行给“贱卖”了?

郭树清:美国银行入股的市净率是1.15倍,也就是说我们1块钱的净资产卖了1.15元,卖给淡马锡的价格更高一些,为1.19倍。初一看,这与发行价市净率1.96倍相比,差得很多,但只要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这两个价格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中介机构和投资者一致认为,建行的投资亮点之一就是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加盟。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仅就转让价格而言,也大大高出账面净资产,特别是考虑两家机构还承诺以公开上市时的价格买入一部分股份,平均算下来,更要高出许多。

不少国际金融人士,包括欧美、香港和台湾朋友,都对我们的谈判能力赞不绝口。我们的团队接触了许多潜在的战略投资者,对所有可能涉及的问题都做了全面深刻的了解,他们尤其精于计算。坦率地说,我有时甚至有点担心他们过于精明。

记者:有人说中建两行在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协议中,有我们对外方单方面的担保承诺,还有的条款似乎也是对外方比较有利,这是怎么一回事?

郭树清:这是一个误解。在协议形成的过程中,双方常常为一个细枝末节争得天昏地暗。

就建行的情况来说,谈判将近完成时,外部审计师还没有对2004年的财务报告正式签字,外方就提出,能否让我们保证有关建行的财务数据是完全真实的,如果将来发现有虚假并造成一定数量的损失,且经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定后,须给予赔偿。

你卖东西,怎能不敢说你的东西是真的、好的?当然,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让他们自己去查账,这样一来,时间就会拖得很长,代价就会增加,上市就可能拖后。市场瞬息万变,错过好时机,代价可能以百亿计。所以,事情的本质是,我们用一个发生概率几近为零的赔偿承诺,为国家和发起股东换来了实质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个担保在上市之后已不再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了。

质疑三:国外资本入股中国的银行,除了追逐利润外,更长远的目标是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外资银行进入我们的银行后,将轻而易举地掌握国有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将来打败我们。

记者:确有人担心,建行以全流通方式上市,可能会导致外国资本控制国有商业银行,或者国有控股地位下降。你以为呢?

郭树清:全流通的方式符合国际惯例。建行以全流通方式上市,显示了我们在国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上与国际接轨的决心,也成为H股市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良好开端。

按我的理解,首先,国家会对主要商业银行保持绝对控股地位,这个方针不会改变。其次,建行的大股东,无论是汇金公司,还是美洲银行、淡马锡,都有持股的锁定期,与一般的投资者不同,不是他们想卖就卖的,市场不会因全流通而剧烈波动。第三,最大的外资股东美国银行已经声明,其在建行的股份最高为19.9%,这已写入合作协议,而且受法律约束。

现在我们的股权结构情况是,海外机构和个人持股占25.75%,国有控股占74%以上,即使以后美国银行行使期权再买10%左右,国有控股仍将在60%以上,占绝对优势,不会发生外资银行占据主导的问题。

记者:也有人说,外资银行入股后,为明年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后打败我们提供了利器。有这种可能吗?

郭树清:就建行而言,我不认为有哪家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的市场上打败我们,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们的弱点,外国银行不用花钱入股就很清楚,何谈隐瞒?商业秘密是另一回事,董事自然会知道其履职所需的信息,但他必须依法承担责任,至于大量的客户信息,我们不仅没有义务向投资者提供,相反还会严格保密。如你所知,两家战略投资者不派人参加管理层,他们还正式承诺,不从事与建行竞争的业务。

质疑四:中国的金融企业改革难道只有出售、上市一条路吗?如果像建行这样业绩优秀的“经济命脉”型大企业纷纷赴境外上市,中国证券市场就可能面临空心化和边缘化的危机。

记者:国有银行改革是不是一定要上市,是不是一定要在海外上市?不上市就搞不好吗?上了市就一定能搞好吗?

郭树清: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讨论,严格地说,这些问题很难有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回答。

但是,根据实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像我们这样的银行就不会有出路。国有银行挂牌上市,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市场、媒体监督加上成千上万股东的监督,可以催生公开、透明、正常的激励约束机制。

毫无疑问,只要能有同样有效的机制,不上市也可以搞好。但是,靠一个政府部门或几个政府部门来管银行肯定是不行的。过去说,搞好企业关键是选一个好班子,问题的关键是怎么选,特别是谁来监督谁来纠错,怎么防止其丧失生机和活力。

当然,上市只是提供了一种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上了市也搞不好的企业屡见不鲜。所以,上市是建行改革发展的新契机、新起点,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记者:建行明确承诺派息率达35%到45%,而在国内上市的国有企业很少向国内投资者承诺派息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郭树清:全部利润都属于股东。上市公司不全部派息,留下来用于再投资、再发展,形成的资产增值同样属于股东。不能把不分红或少派息看成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派息政策同样要考虑许多因素,最重要的是要在长远发展、股东即期回报,以及眼前利益之间求得平衡。每家公司都会根据自身实际,在不同阶段制订不同的股息政策,派息水平自然也会有高有低,不可一概论之。我们的政策是反复研究论证的,符合建行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所有股东的利益。

质疑五:中国的金融业是高利润行业,正在争先恐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争取海外上市的银行,实际上是将巨额财富拱手送到境外。

记者:最近,随着国内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期限越来越近,国内银行改革上市的步伐在提速,外国资本进入的步伐也在加快,银行业的新一轮改革浪潮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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